每經記者｜張梓桐    每經編輯｜余婷婷    

當前，隨著“人工智能+”行動深入推進，專業服務業迎來智能化轉型的關鍵窗口期；與此同時，中資企業出海步伐加快，境外數據安全合規成為企業全球化經營的必答題。

作為深耕專業服務領域多年的從業者，全國政協委員、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首席合伙人李丹，在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特別關注推進專業服務業智能化、加強中企出海數據安全合規方面的話題。近日，李丹接受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采訪，深入解讀這兩大話題背后的行業趨勢與破局路徑。

圖片來源：企業供圖

在李丹看來，當前部分國家的規則設計帶有地方保護主義色彩，對特定國家企業施加額外審查或差異化要求，形成非貿易壁壘；合規責任沿供應鏈縱向穿透，中國企業不僅要自身合規，還要確保全球供應商和合作伙伴的數據處理合規，這對我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韌性提出了新考驗。

出海合規：應對全球監管變局，筑牢數據安全防線

隨著中資企業出海步伐不斷加快，全球化經營已成為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。但與此同時，全球數據治理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，以“數據主權”為核心的監管壁壘日益凸顯，中資企業出海面臨的境外數據安全合規挑戰愈發嚴峻。

“當前，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加速完善數據監管規則，歐盟的《通用數據保護條例》、美國的第14117號行政令等一系列規則相繼落地，監管呈現復雜化、碎片化、技術化特征，且更新頻繁。”李丹結合行業實踐分析指出，這給中資企業出海帶來了多重困境，首當其沖的就是“合規之困”。

“各國在‘受限數據’范圍界定、跨境傳輸機制、數據本地化存儲要求等方面標準不一，企業需要適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監管規則，合規成本大幅增加。”李丹舉例說，有的企業為滿足不同國家的數據本地化要求，不得不重復建設數據存儲設施，不僅增加了投入，還降低了數據利用效率。

更值得關注的是，國家網信辦印發的《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》，進一步明確了數據出境的安全評估、標準合同等要求，也對中資企業出海合規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除了合規成本，“壁壘之危”“責任之鏈”“技術之痛”同樣困擾著部分出海中企。

“部分國家的規則設計帶有地方保護主義色彩，對特定國家企業施加額外審查或差異化要求，形成非貿易壁壘；合規責任沿供應鏈縱向穿透，企業不僅要自身合規，還要確保全球供應商和合作伙伴的數據處理合規，這對我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韌性提出了新考驗。”李丹表示，更突出的是技術層面的短板，“在數據分類分級、加密脫敏、審計追溯等關鍵合規技術領域，我們對國際商用解決方案依賴度較高，存在技術受限與安全隱憂。”

針對這些問題，李丹提出，應構建“政府引導、企業主體、專業支撐、內外協同”的立體化應對體系，引導企業建立世界一流的數據治理能力。“首先要加強頂層設計，制定中資企業境外數據安全合規管理的指導性文件，建立‘一國一策’合規指引庫，同時將數據跨境流動規則對等、非歧視待遇等核心關切，納入國際經貿談判。”

在企業主體責任方面，李丹建議，鼓勵企業設立“首席數據合規官”，建立完善的數據治理與合規內控機制；支持行業協會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合規認證標準，開展合規能力認證，同時通過專項資金、稅收優惠等方式，扶持企業投入合規技術研發與境外合規基礎設施建設。

“技術突破與國際合作同樣關鍵。”李丹強調，要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設立專項，支持自主可控的合規技術攻關，同時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，推動中國標準“走出去”；還要培育一批具備全球服務能力的專業服務機構，為企業提供一站式合規解決方案，幫助企業應對境外執法檢查、處置數據安全事件。

李丹表示，引導中資企業應對境外數據安全合規挑戰，是一項關乎國家長遠發展的系統工程。“這不僅能為企業出海保駕護航，更能將挑戰轉化為機遇，提升我國在全球數字治理中的規則塑造能力、技術引領能力與產業主導能力，為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、建設現代化經濟強國奠定堅實基礎。”

智能化轉型：破解三重困境，構建“五位一體”提升體系

針對行業痛點，李丹表示，在“人工智能+”行動的推動下，專業服務業的智能化升級已具備政策支撐與市場需求，但技術、數據、制度三大層面的短板仍在制約轉型步伐。

從行業現狀來看，技術基礎薄弱與場景適配不足是首要難題。

核心軟件、關鍵算法的自主化水平不高，公共算力資源向專業服務領域的傾斜不夠，很多企業投入大量資金推進智能化，卻陷入“投入高、見效慢”的困境。李丹進一步解釋，當下，人工智能在復雜專業場景中的精準度與可解釋性仍有局限，“比如會計審計中的復雜賬務判斷、法律服務中的疑難案件分析，單純依靠算法難以實現精準決策，人機協同的效能尚未充分發揮”。

數據治理體系不完善，則成為智能化轉型的“堵點”。

李丹指出，專業服務業的核心競爭力在于數據，無論是會計行業的財務數據、法律行業的案例數據還是咨詢行業的行業數據，都具有極高的價值，但當前機構間的數據“孤島”現象嚴重。“高質量的專業知識庫和案例庫，往往受客戶隱私、商業機密以及跨境數據流動的監管約束，難以實現規范匯聚、標準化處理和高效利用，這讓智能化轉型失去了核心支撐。”李丹稱。

此外，制度環境與人才支撐的不足，進一步加劇了轉型難度。“現有行業標準與監管框架，跟不上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速度，企業在推進智能化過程中，面臨著較高的合規成本。”

李丹表示，更突出的問題是復合型人才短缺，“既精通會計、法律等專業知識，又掌握人工智能技術的人才寥寥無幾；加上專業人員的技術提升培訓體系不健全，人機協同的成熟范式尚未形成，讓智能化轉型缺乏人才保障”。

面對這些困境，李丹提出，應構建“技術攻堅、數據筑基、人才保障、制度創新、生態賦能”五位一體的智能化提升體系，“專業服務業的智能化，不是簡單的技術疊加，而是全鏈條、系統性的升級”。

他強調，應聚焦高價值專業服務場景，組織跨學科、跨機構協同攻關，重點研發多領域協同推理的人工智能體系架構，推動專業模型深度融合；同時依托國家數據基礎設施，建設標準化專業數據庫，探索基于隱私計算、區塊鏈的跨機構數據安全共享機制，破解數據孤島難題。

他進一步表示，專業服務業的智能化升級，不僅能提升行業自身效率，更能帶動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與現代化治理水平的提升，“培育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專業服務領軍企業，推動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向上攀升，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堅實支撐”。

展望未來，李丹認為，無論是專業服務業的智能化轉型，還是中資企業出海的合規護航，都需要政府、企業、專業機構協同發力。“作為專業服務從業者，我們將充分發揮專業優勢，助力企業破解發展難題，推動行業高質量發展，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與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力量。”